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，李可染是一座难以绕开的高峰。这位从江苏徐州走出的画家，以“白发学童”的谦逊姿态深耕笔墨，既得齐白石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精髓，又以“行万里路”的实践重构山水画的表现维度，最终形成“黑、厚、重、亮”的独特画风。他的艺术不仅定格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追求，更如同一股清泉，持续滋养着当代艺术的创作土壤，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、在技法与精神的传承中、在本土与全球的视野中，彰显出穿越时空的影响力。
中国传统山水画自宋元以来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笔墨规范与审美体系。然而，到了近现代，西方艺术思潮涌入，传统中国画一度面临“失语”的困境——有人质疑其无法表现现实生活，有人试图以西方技法彻底改造笔墨，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的脱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李可染的出现，以一种“守正创新”的智慧，完成了传统笔墨的现代转译，为中国画注入了鲜活的时代生命力。
李可染对传统的敬畏深入骨髓。他早年拜师齐白石，习得“以形写神”的笔墨真谛，齐白石笔下的花鸟虫鱼虽看似朴素，却暗含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哲学，这种对“神韵”的追求深刻影响了李可染。后来他又师从黄宾虹，黄宾虹“五笔七墨”的理论让他领悟到笔墨的深层魅力——墨色并非单一的“黑”，而是能通过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的层次变化，展现自然万物的光影与气韵。李可染曾说：“传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，不是凝固的标本。”他没有将传统视为僵化的教条，而是将其视为可以不断丰富的“活水”。
为了让传统笔墨与时代接轨，李可染做出了大胆的探索。49岁时，他启动了“行程数万里”的旅行写生，这在当时的中国画坛是极具突破性的举动。在此之前，许多山水画家仍沿用“程式化”的技法——画山必用“披麻皴”“斧劈皴”，画水必用“网巾水”“波浪纹”，这些技法虽源自自然，却逐渐脱离了对现实山水的观察。李可染则带着画板走进漓江、黄山、井冈山，他不再依赖“芥子园画谱”的套路，而是直面自然，用笔墨记录眼前的真实光影与地域特色。
在《漓江胜景图》中，他打破了传统山水画“留白写意”的习惯，用浓淡不一的墨色表现漓江两岸的喀斯特山峰在云雾中的层次感：近处的山峰用焦墨勾勒轮廓，笔触硬朗；远处的山峰则以淡墨晕染，融入云雾，墨色的渐变自然过渡，既有传统“墨分五色”的韵味，又精准捕捉了漓江“山如碧玉簪，水作青罗带”的现实景致。这种“以笔墨写实景”的尝试，让传统笔墨有了表现当代生活的能力，也让观众从画中看到了熟悉的山河，感受到了时代的温度。
更具突破性的是他对“光”的表现。传统中国画多采用“散点透视”，注重“意到笔不到”的含蓄，对光影的刻画相对简略。而李可染在写生中发现，自然中的光影变化是表现空间感与氛围感的关键。他借鉴西方绘画的光影原理，却不照搬明暗技法，而是将光影融入笔墨体系——通过墨色的浓淡对比营造“光影效果”。
《万山红遍》堪称这一探索的巅峰之作：画面以朱砂红为主色调，描绘深秋时节岳麓山层林尽染的景象。他没有用西方油画的色彩堆叠，而是以传统“积墨法”为基础，先以淡墨勾勒山体轮廓，再层层叠加浓墨，在墨色的厚重中留出几处“亮部”，仿佛阳光穿透树林洒在山间；朱砂红的运用也并非平铺直叙，而是与墨色交融，有的地方红中带墨，有的地方墨中透红，既展现了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的诗意，又通过墨色的明暗对比营造出强烈的空间感。这种“以墨显光”“以红衬黑”的技法，是对传统笔墨的创造性发展——它既没有脱离中国画的笔墨精神，又让画面有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，成为传统笔墨现代转型的典范。
当代艺术界对李可染的这一探索尤为推崇。如今，许多中青年国画家在创作中延续着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理念：有人以笔墨表现城市建设的壮阔，有人用传统技法描绘乡村振兴的新貌，他们不再将传统笔墨视为“复古”的符号，而是将其作为表达当代情感与现实生活的载体。这背后，正是李可染奠定的“传统与现代对话”的路径——他证明了传统笔墨并非僵化的遗产，而是可以通过与现实的结合，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。
在李可染的艺术理念中，“写生”绝非简单的“对着实物画画”，而是一种“深入生活、观察自然、提炼真情”的创作态度，他将其概括为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。这种“写生精神”打破了传统中国画“闭门造车”的创作模式，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“扎根之道”——无论媒介如何变化，艺术唯有扎根于生活与自然，才能避免空洞与浮躁，获得真正的感染力。
李可染的写生实践具有极强的“革命性”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带着学生走出画室，先后赴江南、西南、西北等地写生，行程数万里，留下了数千张写生稿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写生不是复制自然，而是要‘写’出自然的‘神’，写出血肉，写出画家对自然的感受。”在写生过程中，他始终坚持“眼、手、心”的统一：先用眼睛仔细观察自然的细节——山的纹理、水的流动、树的姿态，甚至不同季节的光线变化；再用手将观察到的景象转化为笔墨，在写生稿中不断调整线条与墨色；最终用“心”提炼自然的本质，将客观景象升华为主观情感的表达。他在桂林写生时，为了捕捉漓江云雾的变化，常常在江边坐一整天，从清晨到傍晚，记录下云雾从“浓如墨”到“淡如烟”的过程，这种“沉浸式”的观察，让他的《漓江胜景图》不仅形似，更传递出漓江“空灵幽静”的气质。
这种“写生精神”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启示尤为深刻。当下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，许多艺术家习惯于通过照片、视频获取创作素材，甚至直接用数字软件生成图像，这种“间接创作”往往导致作品缺乏“温度”——画面可能精致，却难以传递出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。而李可染的写生实践告诉我们：艺术创作需要“在场感”，需要艺术家与创作对象进行“面对面”的对话。
当代水墨画家丘挺深受李可染影响，他坚持每年花数月时间深入山林写生，他说：“照片是平面的，而现场的风、声音、气味都是创作的一部分。李可染先生的写生稿里有‘呼吸感’，那是只有在现场才能捕捉到的东西。”在丘挺的作品中，我们能看到与李可染一脉相承的“真实感”——他画的黄山，不仅有山石的形态，更有雨后黄山湿润的空气、松涛的回响，这种“身临其境”的体验，正是源于对李可染“写生精神”的传承。
李可染的写生还强调“从生活中来，到艺术中去”——写生不是终点，而是创作的起点。他认为，写生稿只是“素材”，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“提炼与升华”。他的《井冈山》系列便是如此：他曾多次赴井冈山写生，积累了大量关于井冈山山石、树木、云雾的细节素材，但在创作《井冈山》时，他没有简单堆砌写生稿中的元素，而是将自己对革命圣地的情感融入画面——他用厚重的墨色表现井冈山的雄伟，用朱砂点缀山间的红叶，既展现了井冈山的自然之美，又传递出“星火燎原”的精神力量。这种“从生活到情感”的创作路径，对当代艺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如今，许多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借鉴这一理念：无论是表现乡村生活的油画，还是记录城市变迁的装置艺术，他们都注重先深入生活现场，收集真实素材，再通过艺术手法提炼情感与思想。例如，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《父亲》系列，正是源于他长期在四川农村写生的经历——他观察农民的面容、手部的纹路、穿着的衣物，将这些细节与对农民的情感结合，最终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。这种“扎根生活、提炼情感”的创作方式，正是李可染“写生精神”在当代的延续。
李可染的艺术之所以能穿越时空，不仅在于他的技法创新，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。他一生秉持“谦逊、执着、真诚”的品格，将“画品即人品”的理念融入艺术创作与人生实践中，为当代艺术家树立了精神标杆——在艺术市场化、商业化的今天，这种“以人品立画品”的态度，尤为珍贵。
李可染的“谦逊”令人动容。他成名后，始终以“白发学童”自称，从不以“大师”自居。他曾说：“我这辈子都在学画，越学越觉得自己懂的太少。”即使在70多岁高龄，他仍坚持每天练字、画画，遇到不懂的问题，还会虚心向年轻画家请教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位学生在尝试用新的墨色表现雪景，便主动上前交流，认真倾听学生的想法，甚至拿出自己的写生稿与学生探讨。这种“不耻下问”的谦逊，让他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，也让他的创作不断进步。晚年时，他的笔墨趋于老辣，《江山万里图》等作品更是达到了“笔简意丰”的境界，这与他一生“谦逊好学”的态度密不可分。
当代艺术界不乏追求“速成”“炒作”的现象：有的艺术家为了出名，刻意标新立异，忽视基本功的打磨；有的艺术家在成名后便停止探索，重复自己的风格。李可染的“执着”则为他们提供了反面镜鉴。他为了探索山水画的变革，坚持写生数十年，即使在身体不便的晚年，仍心系创作。他曾说：“艺术创作就像挖井，只有朝着一个方向不断挖，才能挖到泉水。”为了画好“牛”，他观察牛的姿态、习性达数十年，从田间的耕牛到动物园的水牛，他都一一写生，最终笔下的牛不仅形态逼真，更蕴含着“勤劳、质朴”的精神象征。他的《牧牛图》中，牛的每一根线条、每一块墨色都经过反复推敲，看似简单的画面，实则凝聚着数十年的功夫。
这种“执着”对当代艺术家的启示是：艺术创作没有捷径，唯有长期坚守、不断打磨，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。当代雕塑家吴为山曾说：“李可染先生让我明白，艺术家要有‘坐冷板凳’的勇气。他画牛画了一辈子，这种专注让我敬佩。”吴为山在创作“历史人物雕塑”时，坚持深入研究人物的历史背景、性格特征，每一尊雕塑都经过数十次修改，这种“执着”正是对李可染精神的传承。
李可染的“真诚”更体现在他对艺术与生活的态度上。他认为，艺术是“真情实感”的流露，没有真诚，便没有好作品。他的《万山红遍》之所以动人，不仅在于技法的精湛，更在于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——创作这幅画时，他想到的是“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的诗意，是对新中国的赞美，这种真诚的情感通过笔墨传递给观众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。生活中，他也是一位真诚的人：他对待学生如亲人，常常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；他对待艺术市场保持冷静，从不为了赚钱而粗制滥造作品，曾说：“画是给人看的，要对观众负责，更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。”
在当代艺术市场化的背景下，李可染的“真诚”更显珍贵。如今，一些艺术家为了迎合市场，刻意创作“容易卖”的作品，忽视了艺术的本质——情感与思想的表达。而李可染的实践告诉我们：真正的艺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，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当代画家范曾曾说：“李可染先生用一生证明，艺术家只要真诚地对待艺术、对待生活，作品自然会有力量。”这种“真诚”的态度，成为当代艺术家反思自身创作的重要标尺。
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日益频繁，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保持中国艺术的“主体性”，避免被西方艺术体系“同化”，成为当代艺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。李可染的艺术实践——既深入传统，又开放包容；既立足本土，又放眼世界——为中国艺术的“主体性”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李可染从不排斥西方艺术，他曾认真研究西方绘画的构图、光影、色彩，甚至借鉴西方素描的造型方法来强化笔墨的表现力。但他始终坚持“以我为主”，将西方艺术的精华融入中国画的体系中，而非盲目照搬。他曾说：“西方艺术有好的地方，但中国画有自己的根，这个根不能丢。”他对光影的运用便是如此：他借鉴西方绘画的光影原理，但最终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表现光影，而非使用西方的明暗技法，这既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段，又保持了中国画“笔墨为上”的本质。
这种“立足本土、开放包容”的态度，对当代中国艺术的“主体性”建构具有重要意义。当下，一些艺术家在创作中过度模仿西方艺术风格，甚至以“西方标准”来评判中国艺术，导致作品失去了本土文化的根基。而李可染的实践证明：中国艺术的“主体性”并非源于“封闭”，而是源于对自身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对西方艺术的理性借鉴。当代装置艺术家徐冰的创作便是如此：他的《天书》系列借鉴了西方装置艺术的形式，但内容却源于中国传统文字——他创造出“看似认识却无法解读”的文字，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，既具有国际视野，又扎根于中国文化，这与李可染“以我为主、兼容并蓄”的理念不谋而合。
李可染还注重通过艺术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。他的山水画不仅表现自然之美，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——在他的画中，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和谐共生的。《天池林海》中，茂密的森林环绕着清澈的天池，笔墨厚重却不失空灵，传递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；《镜泊飞泉》中，瀑布从山间倾泻而下，与周围的山石、树木融为一体，展现出“生生不息”的自然活力。这种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递，让他的艺术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可——他的作品曾在多个国家展出，西方观众不仅被他的笔墨技法吸引，更被作品中蕴含的东方哲学所打动。
当代中国艺术要在国际上获得真正的话语权，不仅需要技法的创新，更需要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。李可染的艺术告诉我们：中国艺术的“主体性”，本质上是文化精神的“主体性”。如今，许多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注重挖掘中国文化的内涵：有的通过笔墨表现《诗经》中的诗意，有的用装置艺术诠释“和而不同”的理念，他们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，这正是对李可染艺术精神的传承与发展。
李可染离开我们已三十余年，但他的艺术与精神仍在深刻影响着当代艺术界。他对传统笔墨的现代转译，让中国画在当代焕发生机；他的“写生精神”，为艺术创作指明了“扎根生活”的路径；他的人格魅力，为艺术家树立了“以人品立画品”的标杆；他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探索，为中国艺术的“主体性”建构提供了启示。
在当代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，李可染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留下了《万山红遍》《漓江胜景图》等不朽之作，更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待艺术的态度——既敬畏传统，又勇于创新；既扎根本土，又开放包容。这种态度，让我们在面对艺术的各种可能性时，能够保持清醒与坚定，创作出真正具有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的作品。
笔墨千秋意，革新启未来。李可染的艺术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中国艺术的前行之路，也将继续指引着当代艺术家在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全球的对话中，探索出更广阔的艺术天地。
张占峰，生于北京，现任北京走近画家编辑部主编，是中国书画艺术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资深编辑与研究者。多年来，他在美术评论领域颇有建树。他深耕此域，笔耕不辍，曾为诸多美术名家撰写评论文章，篇数颇丰。其评论既具专业洞察，又能精准捕捉作品特质，在业内积累了一定影响，是美术评论界值得关注的研究者。 以专业视角与深厚积淀，在艺术出版界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与行业影响力。其职业生涯以艺术出版为核心阵地，深耕细作多年。 期间，他主编和编著了《传承-中国书画精品》《走近画家》《大家风范》《中国当代画坛精品集》等系列画集，以及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》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》等多部精装画集。
这些作品均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、西泠印社出版社、荣宝斋出版社等国内顶尖艺术出版机构出版，累计编辑及主编艺术著作、画集逾百部，发行总量近一百多万册。 所编著的作品涵盖中国书画理论研究、名家作品集、美术评论等多元范畴，既注重学术深度的挖掘，又兼顾艺术表现力的呈现，实现了专业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。因其编著作品突出的文化价值与广泛的艺术影响力，多部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列为馆藏图书，成为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文献资源，为推动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、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切实而深远的贡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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