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买“史密斯”一直从事印度棉花贸易，将资金投入中国市场，与行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，是三位之中唯一未因债务而破产者，但他却意外地卷入了“休斯夫人号事件”。
1784年的某一天，英商船“休斯夫人号”来到中国，入黄埔港时，未等清兵鸣枪欢迎，竟自鸣放礼炮，误击清驳船，致二人死亡。炮手逃逸，清廷命英商馆交人，协商未果，拘捕其大班史密斯，并以官兵封锁商馆，发出最后通牒：两天以后，若不交嫌犯，立即断水断粮，停止贸易，洋船禁止回国，兵丁登船搜查。
按《大清律例》，“鸣炮误伤”不判死刑，无非杖责或流放而已，即使判了死刑，也不会立即执行，而是囚于牢房中——“监缓”，苟全其性命，偶尔还能赎罪，若其死罪难逃，至终审，尚有审批程序，一拖数月，甚至累年。况且《律例》中还有“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”的规定，地方官员不敢断案，最终报到了乾隆皇帝。
帝曰：以夷法不以民法，“自应一命一抵”。按大清律，以失误杀人，罪不至死，也可判个“斩监侯”留一条活口。可乾隆帝偏要坚持“华夷之辨”，要求以命抵命，此举，有法不依，必须听命于圣旨，这哪有法治？
何以乾隆帝要采取霹雳手段来过问此事？是就事论事，还是别有其针对？如果来者不是那些走私的“史密斯”们，而是东印度公司的人，他或许就不会龙颜大怒，而会从宽处理？
关键是自由贸易——走私，这些人不懂规矩，走私至此，就已经冒犯了“广州体制”的戒律，还有炮手失误，打死二人，那就更是在炮打天朝上国了，不严打一下还怎么做皇帝！
于是，两广总督孙士毅派兵封锁英国、法国、荷兰等国商馆，以断水断粮施压，最终，迫使英方交出一名印度船员顶罪，该船员被迅速处决，清政府要求外国商人观刑以震慑之。
这就引起了中西法律观念的冲突，按照清朝的司法逻辑，所有涉外案件，都应该坚持“华夷之辨”的双重标准。
此标准，出台于1743年乾隆处理澳门华洋命案的谕旨，其核心内容有二：一是明确司法主权，澳夷杀人，罪应斩绞者，饬由中方主审，澳葡仅能配合；二是确立“华夷之辨”的司法逻辑——华人杀害外国人可从轻发落，但外国人杀害华人必须从严抵命。1744年，根据这一不平等原则，制定了《乾隆九年定例》。
《定例》规定，澳门涉外命案，由粤地官员与澳葡“会审”，并掌握最终审判权。此举，按下了澳葡推行“治外法权”的企图，但澳葡不服，1748年，又涉华洋命案，澳葡再次包庇凶手，清廷以断粮施压，迫其交出罪犯。此类冲突，源于“华夷之辨”，给“天朝上国”带来司法不平等和程序非正义的“法欠”。
“法欠”问题，埋下了“治外法权”的伏笔。欠账，总归是要还的，“法欠”的帐，那就用“治外法权”来还。
西方列强揪住清朝的司法双重标准不放，斥之为“野蛮”，但他们自己从来不曾反躬自问：若真的“野蛮”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源源不断、依依不舍地投入到“野蛮”的怀抱里来？
况且，他们一来，就来了两百多年。开放了，他来。闭关了，他也来。不开门，就敲门。敲不开，就打门。打不开，就走私。走私违法，起了冲突，就发动战争。打赢了，就殖民。打不赢，接着做贸易。总之，就是不走。
皇帝以为，他们会感恩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应当客随主便，随遇而安。但列强就是列强，从葡萄牙人到英国人，虽然各有其利益，各有其念想，但他们都一样，都要“治外法权”，这就更加提醒皇帝，不能掉以轻心，要加强“华夷之辨”。
于是，“天朝”与“藩属”观念，成为涉外司法的法理基础。不过，用对付葡萄牙人的那一套老黄历来对付英国人，显然过时了，英夷或能忍耐一下，但他们不会像葡萄牙人那样带着不满一直忍下去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们就会报复，起来反扑。
英夷之于“正义”的嗅觉，有着猎狗鼻子般的灵敏度，稍有冒犯的味道，便觉其“人权”受辱，钦定的“华夷之辨”的双重标准，居然高于《大清律例》里规定的条文，误伤致死者如为华人，可酌判流放或死缓，若为夷人就只能“一命抵一命”。
对此，英方认为，清朝司法不公，此案未经正常司法程序，直接处死嫌犯，违背了“斩监候”惯例，故东印度公司拒交船员，要求依法审判，并强调“证据不足时有权不交人”，这种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抵制，成为后来“治外法权”诉求的起点。
此次事件中，东印度公司态度暧昧，既试图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现状，又受制于中英法律冲突和殖民扩张需求。
事件发生后，英方先是转移肇事者，以消极应对，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主任威廉·亨利·皮古（WilliamHenryPigou）迅速将炮手亨利秘密转移至澳门，拒绝向清政府交出凶手。皮古认为，PG电子官方平台英国士兵不应受中国法律审判，清政府若无法抓到肇事者，案件可能不了了之。公司大班——另一位史密斯，甚至建议船只驶离，但因清军已封锁港口，而未能实施。
由于法律观念的冲突，公司大班对清政府的“连带责任”原则不满，认为“一命抵一命”违背了英国的法律精神，他们强调，英国法律要求“个人犯法由本人负责”，而清政府却通过逮捕大班和封锁商馆进行施压，被视为“极其野蛮”的表现。
但应该注意的是，公司的抗议，是基于法律，而非“自由贸易”，在反对走私——“自由贸易”这一点上，公司与清政府的利益一致，故要求法律的冲突不要转化为贸易冲突。
所以，在清廷切断贸易、断水断粮并围困多国商馆后，公司为恢复贸易，被迫交出一名船员——或曰其并非原犯，对此，清廷却不追究，不问真假，只问服法，问你服还是不服？
很显然，这是对“广州体制”的维护，在这一点上，东印度公司与清廷没什么两样，故其支持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，也是意在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以确立其“治外法权”，并非支持那些绕开公司管辖要求“自由贸易”的“史密斯”们。
尽管东印度公司对清朝司法制度不满，但它基于“广州体制”已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，故其高层更倾向于通过局部改良，如设立商馆管理水手，而非以激进的对抗来进一步推动贸易，因此，同英国政府存在利益分歧，公司虽然承担了马戛尔尼使团费用，但对其扩大贸易权利的目标持保留态度。公司担心使团行动可能破坏现有贸易平衡，故更强调“首要目标是不要损害现状”。
东印度公司对于“休斯夫人号”事件，从一开始的逃避、对抗，终于转向妥协，且欲以此为切入点，诉求英国在华“治外法权”，其本质，难免于殖民资本对主权国家司法体系的傲慢，同时，也暴露出清廷在主权维护和制度现代化上的双重困境。
不过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对“治外法权”的诉求，还是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回应，当然，不是以条约，而是以默认的方式承认了公司享有特权。不久，这一特权，就通过在广州发生的另一案——“海王星号案”得以体现。
屈文生在《1807年中英“海王星号案”与英国在华“事实上的治外法权”》一文中，谈到英国在以不平等条约攫取“条约上的治外法权”前，就已经取得了“事实上的治外法权”。
1807年2月24日，商船“海王星号”上有52名水手，以“上省关粮”为由，在珠江北岸“十三夷馆”地区新豆栏街饮酒后，与当地民众起冲突，事态之初得以控制，水手们被限制在商馆内。但粤民成群结队，朝商馆扔砖石，致双方再度群殴，结果，粤民廖亚登斗殴之后，在25日或26日晚，因伤身死。
27日一早，船主巴厘臣（Capt.Buchanan）便向奉命来广州统摄贸易大班事务的“特选委员会主席”剌佛（JohnWilliamRoberts）报告了廖亚登之死。同时，廖某之亲属，也向当地县衙禀报了死因，“夷人”伤毙华人，法当拘凶抵命。
案发后，广州当局要求英方交凶偿命，但“夷馆”拒交，并援引以往仅适用于澳葡地区的《乾隆九年定例》，要求粤省官宪允其会审。于是，当局不但禁止海王星号商船卸货交易，而且逮捕了保商卢观恒，卢家广利行作为担保商，须负连带责任。
僵持之后，英方表示同意接受审讯，但要求审讯在英人商馆进行，由英方设立“夷馆法庭”，行使“夷馆审判权”“会审权”，以中英双方会审的方式，对52名水手进行审讯。基于嫌犯身份同东印度公司有关，清廷竟然史无前例，网开了一面。
这同不久前发生的“休斯夫人号案”相比，别若云泥，首先是清廷对两案定位不同，“休案”处理，由乾隆钦定，定位于国体层面，以维护“广州体制”来显示“天朝上国”的威权。
而“海案”不然，当局以华洋民事纠纷视之，而欲其尽快平息，免涉“广州体制”，故其名曰“审判”实为“调解”。
施晔在《清代外销画公审“海王星”号商船水手本事考》一文中，提到了当时与“海案”有关的两幅油画——“抵达洋行”和“庭审现场”，两画作于案发当年，其作者皆为中国画家，而且应在庭审现场，画作完成时间当在庭审后不久。
两画流传至今，均有其摹本。据考，“抵达洋行”一画，有四种版本，真摹难辨；“庭审现场”一画，也有四个版本，一般认为，小斯当东所藏为真本，因为他本人当时就在现场。
“调解”过程——“庭审”，是年4月，开庭三日，六位主审官。画面上，陪审人员共有九位。右侧四位，为中方陪审员。左侧五位，为英方陪审员，其中一位青年为乔治·斯当东，时任特选委员会秘书及商馆翻译，也为此次会审翻译。会审期间，能在法律上中西会通，便得益于这位小斯当东。
何以称其为“小斯当东”？盖因其父斯当东当年曾为马戛尔尼副使，带着十来岁的儿子一道访华，还一同谒见了乾隆皇帝，皇帝对使团没兴趣，对这位少年却颇有好感，以此为契机，故其名遂以“小斯当东”而流传。返英后，他入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，不久，即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批准，聘任为广州商馆文书。刚上任，广州就发生了一起命案——“朴维顿号案”，小斯随即以其翻译身份，参与该案件的各项交涉工作。
“朴维顿号案”滋事者，乃英舰“马德拉斯号”附属侦察船——“朴维顿号”上的船员。案发后，当地官员同该舰舰长“的力士”和公司商馆“特选委员会主席”末吉合展开了谈判。
因该案受害人蒋亚有在“辜限”内并未死亡，华官对该案不再追究“夷凶”刑事责任。而英方，则以在粤英人不谙华律为由，为使英人遵法，而求《大清律例》一部，粤督吉庆未予全本，仅摘抄与杀人罪相关的条文——“六杀”，令其遵从。据这所谓“六杀”律例，小斯言，中国并非“无法”，其法亦非“任意”，乃严格编纂而成。
从此，小斯开始了对《大清律例》的翻译，他选择嘉庆版，因其更贴近清廷实际司法运用，其翻译策略，先译“六杀”，与会审联动，以双重叙事，一方面肯定《大清律例》的“条理性与逻辑性”，另一方面又抨击其缺乏“个人自由”和“程序正义”，不仅传递法律条文，更通过注释和案例，解析大清的司法逻辑。
故当“海案”再起时，他已熟读《大清律例》，并将其用于“海案”中，不但以“证据模糊”“不可信赖”为由拒绝交凶，且以会审机制对清朝司法做了一个转化——从刑法到礼法。
所以，我们比较“休案”与“海案”，就会发现，英方不同以往，已能深入《大清律例》为其开辟司法“人权”空间。
公堂上，未见有任何刑具，过堂时，原被告亦未被令跪在跪石之上，52名涉案英国水手，五人一拨，被传唤到庭，挨个过堂，站立接受法庭讯问，其余四位，交头接耳，等候审问。
还有三位衙役，肃立在堂，左右各备一桌，供庭审纪要，中英双方各派书吏一位，分别以中英文，记录庭审过程。
堂上，除审判区，皆为旁听者，约有300人，两名英舰士兵，持枪立于商馆入口，刺刀出鞘，另有两名红衫士兵，维持秩序，舰长曾经提议，欲派更多红衫守卫，向法庭致敬，但被中国行商婉拒，暗示英方，若如此安排，易生恐惧，而非表达敬意。
做到这一点，除了清政府对案件的定性定位，及其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对于维护“广州体制”的默契，也同英方对《大清律例》不遗余力的搜求，以及作为中国通的小斯的译介作用有关。
中国法制“礼法并用”，存在两个空间，一为礼法空间，一为刑法空间，当然，也可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“趋于礼”，一个选择“立于刑”，小斯深谙此道，对准了中国礼法的榫卯，符合了大清当局的味道，故能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——趋礼避刑。
“礼之用”的结果，便是用礼从宽，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斗殴致死转化为过失杀人，将刑讯转化为会审。
本案初查、初审，皆为南海县，二审为广州府，三审为广东省按察使司，四审为广东督抚，督抚例行上奏皇帝，待刑部复核，再由皇帝裁决。于此过程中，可见明显的转化痕迹。例如，南海县与广东督抚对案情的叙述便多有出入，前者出于案情本身原委，后者重在维持“广州体制”大局，故其题奏本内，省略了个别重要情节，如初审于“夷馆法庭”，由中英双方会审，主审官为广州府候补知府，督抚题奏时，便省去会审一节，改为南海县知县，经其一番转化，“斗杀”转变为“过失杀”。
督抚题本经由通政司转达内阁，内阁票拟后，呈帝御览。1807年12月6日，嘉庆帝降旨：“刑部议奏。钦此。”12月8日，内阁奉此，将题本及谕旨抄出交刑部，题本提要如下：夷人压核扇，因在楼支开窗扇，木棍滑落，棍头碰伤民人廖亚登身死。
由此可见，案情越往上走，就越是大事化小——讲政治，到了皇帝诏曰，皇恩浩荡一下，就春风化雨，惠及夷人。
不过，转化归转化，刑可免，PG电子官方平台罚不可免，对于肇事者，虽然仅仅罚了14两银子便了事了，在代表英伦皇家海军的舰长面前，也给足了东印度公司的体面，但“礼之用”的背后，其体制成本和人事成本，较之罚款，则多了去了，据说，“海案”保商卢茂官花费了五万两银子，用于上下打点，让死者家属、证人等封口，以及一审、二审、三审、四审各级官员分润，使各方均感满意。
可皇帝何以默许？小斯给出了他的回答：对于一个建立在如此足以唬鬼瞒神、精心策划的故事之上的裁决，皇帝当然不能轻易便对地方政府的判决、刑部的公正性进行指摘。
由此看来，他虽然熟悉《大清律例》，却不懂得中国皇帝，在皇上眼里，草民之死，不过风暴吹起一粒沙子，根本不值一提，他“钦此”的，并非此案死者，而是由此引发的“广州体制”的危机，在维持“广州体制”的框架下，对东印度公司“用礼从宽”，是天朝的既定方针，也是大清基本国策，粤官之于“海案”的处理，就基于这样一个前提，遵从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的原则。
因此，从表面看，从“休案”到“海案”，十余年间，英方在“司法主权”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，清朝之于“休案”，高压威慑，强制抵命，看似突出天朝权威，实则暴露司法缺陷——“法欠”，被英方当作了诉求“治外法权”的起点。而“海案”中，英方通过外交博弈，争取到“会审”机制，使清朝司法权威明显被削弱，这又被英方视为其“治外法权”实践的一个里程碑事件。
这样说来，当然有它的道理，但那是用了“帝国的眼光”来看中国法律，一眼就看到了中国的“法欠”，不但紧盯，而且追究，顺藤摸瓜，摸出其“治外法权”。故以“帝国的眼光”回眸，从“休案”到“海案”的这一段历程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进展——从被迫交人偿命，到设立“夷馆法庭”，并进行公开“会审”。
但在当时中国的立场上，并不认为自己退让了主权，甚至不认为自己做了多大的让步，两者的区别，并不取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，而是取决于清廷用礼还是用刑的选择。
在大清当局看来，它只是针对不同的对象，采取了不同的手段，但目的都是为了一个，那就是维护“广州体制”。
“休案”用刑，用刑从严，属于“严打”，何也？以其走私，破坏了“广州体制”；“海案”用礼，用礼从宽，属于“礼教”，何也？为了与东印度公司一同维护其“广州体制”。
别忘了，所谓“广州体制”，还有另一个称呼，叫做“天子南库”，它是白银时代的产物，谁敢断了它的银路？